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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解讀｜刑事自訴案件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認定標準以及對案件的影響
時間：2023.03.02 作者：北京中銀（深圳）律師事務所 鄭明偉、林文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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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我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自訴案件與民事訴訟案件受理條件并不一致，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在于刑事自訴案件的受理條件相對嚴苛。立法本意應在于民事責任一般是一種財產責任（側重補償性），而刑事判決結果往往涉及被告人的人身權利（側重懲罰性），主要在于剝奪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但刑事自訴案件的立案門檻較高，由此也帶來了一個尷尬的問題——因不完全符合受理條件，刑事自訴案件的被害人無法推進刑事訴訟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而這實際上也直接加重被害人的訴訟負擔。
以本人代理的一起被告人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案件為例，廣州市白云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在接收刑事自訴狀的同時，并未當場出具受理通知書。而是告知本人，法院將在十五日內書面答復是否受理，并要求提供被告人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
約十五日后，本人簽收到廣州市白云區人民法院寄來的《刑事裁定書》，裁定不予受理委托人提起的自訴，理由大致為“本院已通過法院專遞郵件向被告人發出傳票，傳喚其到庭接受問詢，但法院專遞郵件無人簽收被退回，根據自訴人提供的電話，亦無法聯系被告人。被告人屬于‘下落不明’的狀態”。
隨后，委托人即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在與二審法官溝通后，其也比較認可我們關于認定被告“下落不明”標準的意見。
一
關于我國刑事自訴案件的類型刑事自訴案件相比于一般公訴案件，特點在于：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形下，刑事自訴案件的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
（一）告訴才處理的案件：
⒈侮辱、誹謗案（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⒉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⒊虐待案；⒋侵占案。
（二）人民檢察院沒有提起公訴，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
⒈故意傷害案；⒉非法侵入住宅案；⒊侵犯通信自由案；⒋重婚案；⒌遺棄案；⒍生產、銷售偽劣商品案（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⒎侵犯知識產權案（但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⒏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
本項規定的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受理。對其中證據不足、可以由公安機關受理的，或者認為對被告人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應當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者移送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且有證據證明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二、關于民事訴訟案件與刑事自訴案件的受理條件（關于被告人情況）對比民事訴訟案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 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二)有明確的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零九條第一款 原告提供被告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具體明確，足以使被告與他人相區別的，可以認定為有明確的被告。
201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官網發布一篇“關于立案是否要提供被告人身份證信息的答復”，里面提到“只要原告提供具體明確的足以使被告或者被告人與他人相區別的姓名或者名稱、住所等信息，即使沒有自然人被告身份證號碼，也應該依法登記立案……在實際中，能使被告區別于他人的信息很多，如姓名、性別、年齡、住址、社會關系、身份證號碼、工作單位、其他戶籍登記內容等等。信息越多，越利于確定具體的被告。”
綜上可知，民事案件中原告在起訴時僅需要向人民法院提供足以使被告人特定化的信息即可，常用的信息便是公民個人身份證號碼。被告是否下落不明并不影響立案受理以及后續對案件的實體審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在被告下落不明或人民法院采用直接送達、留置送達、委托送達、郵寄送達等方式無法將訴訟文書送達被告的，自發出公告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對于國內公告送達，則不存在徑行使用公告送達的規定，意即每次進行公告送達，都需要經歷一個判斷過程以檢驗是否符合公告送達的使用條件[1]。依據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
刑事自訴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五十九條 人民法院受理自訴案件必須符合下列條件：……（四）有明確的被告人、具體的訴訟請求和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證據。
第二百六十三條 對自訴案件，人民法院應當在十五日內審查完畢。經審查，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決定立案，并書面通知自訴人或者代為告訴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自訴人不撤回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三）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四）被告人死亡的；（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第二百七十五條 被告人在自訴案件審判期間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中止審理。被告人到案后，應當恢復審理，必要時應當對被告人依法采取強制措施。
除此之外，各地方高級法院的指導意見也做出了類似規定，如《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自訴案件立案審查規范》（京高法發[2019]438號 2019年6月21日）第十三條規定，對自訴案件，法院應在15日內審查完畢。經審查，符合受理條件的，應當立案，并書面通知自訴人或者代為告訴人。
具有下列情形的，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自訴人不撤回起訴的，裁定不予受理：……（三）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四）被告人死亡的；（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又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刑事案件自訴程序相關問題的意見》（2015年11月10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20次全體委員會討論通過）第二條規定，執行法院立案部門對申請執行人提交的材料進行審查后，對于符合立案條件的拒執罪自訴案件，應當及時予以立案。對于申請執行人提起刑事自訴時被告人下落不明的，立案部門應當說服自訴人撤回起訴，自訴人拒不撤回的，裁定不予受理。
綜上可知，刑事自訴案件的被害人向人民法院起訴時，需要有明確的被告人且該被告人不屬于“下落不明”的狀態。
三
司法實踐中，關于刑事自訴案件被告人“下落不明”的認定標準及其下落對案件受理的影響《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登記立案若干問題的規定》施行后，要求人民法院立案庭對于自訴案件也應當一律接受訴狀，并當場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決定是否受理；對于不能當場決定的，法院在收到自訴狀次日起十五日內決定是否立案。
根據前文提及的規定可以得知，若被告人“下落不明”，被害人仍堅持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應當中止審理。這要求從立案到審判，再到執行刑罰，被告人的狀態都應當是“可被控制”。（*這里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企業也存在“下落不明”的可能性，比如企業實際上并不在注冊的地址開展經營活動。參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企業下落不明、歇業、撤銷、被吊銷營業執照、注銷后訴訟主體及民事責任承擔若干問題的處理意見(試行)》），而被告人是否“下落不明”，立案庭法官一般無法當即作出判斷，需要在接受案卷后再審查確定是否立案受理。
這里即出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何認定被告人是否“下落不明”？
2021年7月5日，本人以“自訴”、“下落不明”、“裁定書”、“刑事案由”作為關鍵字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檢索案例，理由大同小異，基本認為只要符合“無法與被告人取得聯系”即可。案例檢索報告如下：1.（2021）鄂01刑終401號本案中陳某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長期下落不明，程福蘭亦無法提供陳某的具體下落，經該院說服，程福蘭堅持不撤回起訴，故對程福蘭的起訴裁定不予受理。
2.（2021）黑11刑終23號按照自訴人提供的地址本院通過EMS法院專遞郵件郵寄了刑事自訴狀、開庭傳票等文書，EMS法院專遞郵件物流信息顯示“未聯系上收件人，未妥投”，自訴人暫不能提供楊民其他有效送達地址，被告人仍下落不明，無法接受審判。下落不明是指公民離開最后居住地后沒有音訊的狀況。
3.（2021）湘04刑終81號一審法院根據上訴人劉昆提供的地址和聯系方式均無法找到被上訴人楊利斌，屬《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六十三條第二款第（五）項規定的“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情形。
4.（2021）皖15刑終39號上訴人高某以原審被告人林某犯侵占罪提起訴訟，要求追究林某的刑事責任，因原審法院按照上訴人提供的聯系方式和住所，均未能尋找到林某的下落，原審法院根據法律規定，裁定不予受理。
5.（2020）鄂01刑終489號經審查原審卷宗，根據其中審判員所作《備忘錄》以及高潮社區居民委員會出具的《證明》的記載，陶某紅的電話無人接聽，其原住址房屋已拆，無法聯系、也找不到陶某紅。因此，原審法院以被告人陶某紅下落不明，裁定對秦絲思提起的自訴不予受理，并無不當。
6.（2020）魯09刑終70號現有證據能夠證實在一審期間，原審法院曾根據上訴人天津市豫杰防水工程有限公司提供的地址給原審被告人中城建第十八工程局開發建設有限公司、謝麗芳郵寄送達傳票、應訴通知書等相關法律文書，但是均被退回，故原審法院認定被告人屬于下落不明并駁回原審自訴人的起訴并無不當。
7.（2020）浙01刑終192號根據上訴人梁祖余提供的聯系信息，無法聯系到陸伯林，且上訴人梁祖余未補充提供陸伯林的其他聯系方式，原審法院以陸伯林下落不明為由裁定不予受理正確。
8.(2014)粵高法審監刑再字第18號抗訴書所提供的原審被告人陳某的地址無法查找到原審被告人，目前原審被告人下落不明，案件無法繼續審理。根據上述案例檢索報告可以總結出，全國多地法院通行的做法是要求自訴人在立案時一并提供被告人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如果法院文件被拒收退回，被告人將被認定為“下落不明”，法院進而裁定不予受理案件。
但是否僅能簡單依據一次郵件投遞情況認定被告人下落？將查找并鎖定被告人行蹤的責任歸結到自訴人身上又是否合理？若被告人惡意拒收法院文件，是否意味著人民法院便無法立案受理進而對被告人定罪量刑？受害人的權益又如何獲得人民法院的司法保護？在本人檢索案例的過程中，發現三個相對特殊的案例，分別是以下：1.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的（2017）粵刑申282號《刑事通知書》，其認為“在本案中，一審法院已采取了多種措施查找二被告人的下落，卻仍無法聯系到二被告人。你亦無法提供二被告人的確切去向。因此，二被告人即處于下落不明的狀態。故原裁定認定二被告人下落不明并無不當，你提出兩人不屬于下落不明的意見不能成立。”
這個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查找被告線索的工作應當由人民法院與自訴人共同完成，而非簡單地將查找被告人的責任歸結到自訴人身上。
2.2020年12月17日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云06刑終545號《刑事裁定書》，其認為“根據李仁祥、錢咸良二審訴訟中提交的微信聊天記錄，反映出鄒趙超于2020年12月11日尚通過微信聯系李仁輝，故原審認定鄒趙超下落不明依據不足，原審以“被告人下落不明”為由裁定不予受理自訴人李仁祥、錢咸良的刑事自訴不當。”
這個案例的特殊性在于，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法院認為，如果當事方近期仍有聯系往來，則不能簡單認定被告人“下落不明”，應當具體分析。
3.2018年7月18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粵01刑終1635號《刑事裁定書》，其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條規定：“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訴案件包括：…（三）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且有證據證明曾經提出控告，而公安機關或者人民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據此，上訴人提起的刑事自訴，符合法律規定，應予受理。另外，被上訴人的戶籍在廣州市白云區，原審法院僅根據上訴人提供的地址無法聯系被上訴人即據此認定被上訴人下落不明，依據不足。綜上所述，原審裁定對上訴人的刑事自訴不予受理不當。”
這個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只要屬于法律規定的自訴案件類型即可受理，且不能簡單根據聯系地址無法聯系即認定被告人“下落不明”。
因現實生活的多樣性，法律只能作出概括性的規定，需要由法官理解法律含義并以此作出裁判。但也由于主觀認知的不同，不同法官的裁判觀點、裁判結果也不盡相同。
四、民法關于認定被告“下落不明”的要求對刑事自訴案件的參考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四十條 自然人下落不明滿二年的，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宣告該自然人為失蹤人。
第四十一條 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時間自其失去音訊之日起計算。戰爭期間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時間自戰爭結束之日或者有關機關確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計算。
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民事案件中認定自然人“失蹤”需要滿足“下落不明滿2年”以及“經過利害關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時間自其失去音訊之日起計算。在刑事領域雖沒有明確規定認定自然人“下落不明”的標準，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規定對此是否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呢？
五、幾點思考
在民事案件中，“被告人下落不明”并非拒絕立案受理的理由，在嚴重刑事犯罪的公訴案件中，偵查機關也從未以“被告人下落不明”而拒絕立案，為何在介乎二者之間的刑事自訴案件，就成了“被告人下落不明”就不予立案受理呢？
我的理解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五十九條從正面確定了刑事自訴案件立案的條件，只要滿足這些條件，就應當立案。立案階段僅需審查是否滿足《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百五十九條即可。被告人就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根據情節及證據情況分為兩類討論：對于犯罪情節較為嚴重，證據確實充分的案件，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八十條“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經過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人民法院決定，由公安機關執行”的規定，法院是有權決定逮捕的。當人民法院審查案卷后，出具《逮捕通知書》，要求公安機關對被告人執行逮捕，那么公安機關就會負責通緝或臨控這些真正意義上“下落不明”的被告人，一旦到案，就可以審理了。
逮捕措施作為最為嚴厲的強制措施,剝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對于那些犯罪情節較輕，社會危害較小，或不符合逮捕被告人條件的案件，也可以由法院與自訴人共同完成查控被告人下落的工作任務（如上文提及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作出的（2017）粵刑申282號《刑事通知書》即使這樣認為的）。比如，由人民法院發函公安機關，要求協助查找被告人的下落和信息（而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早已聯合下發多份文件，加強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法院提供涉案信息，如《關于建立實名制信息快速查詢協作機制的實施意見》（公通字[2011]3號）、《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關于建立快速查詢信息共享及網絡執行查控協作工作機制的意見》（法[2016]41號））。
抑或是在自訴人正式向人民法院遞交立案材料之前，該被告人已經被人民法院在另案中依法依程序正式宣告為“下落不明”，立案庭才可以裁定對自訴案件的立案申請不予受理，這樣是否更合理一些？
一方面，刑事自訴案件相對于一般公訴案件，犯罪人的犯罪情節確實較為輕微，危害較小。是否推進刑事司法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主要取決于被害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刑事自訴案件，也做出了一些特殊的制度設計，如允許當事人調解/和解后撤回自訴、自訴人拒不到庭按照撤訴處理、允許被告人提出反訴等。
法律規定在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情況下，裁定不予受理自訴案件，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出發點在于應當利用有限的司法資源去保護更大的法益。另外，刑事自訴案件由于其天然的便捷性（不必經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與檢查機關審查起訴），可能引發自訴人濫用訴權而產生刑事替代民事之情形。[2]但這也帶來一個問題——被害人權益遭受犯罪行為侵害而無法獲得保護的結果。
另一方面，“被害人利益作為個人存在的獨立性與犯罪對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的破壞性之間有著交叉性”[3]，嚴肅審判刑事自訴案件也有利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以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犯罪行為為例，嚴厲制裁該犯罪行為也有利于維護司法權威。并且，近年為嚴厲打擊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犯罪行為，最高人民法院等多個司法機關出臺了數份專門文件、公布多個典型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自訴案件受理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時表示,2018年是基本解決“執行難”的決戰之年。一時間,全國各級法院掀起了攻克“執行難”的風暴。作為保障法的刑法,對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且情節嚴重的行為也設置了相應的刑事處罰,被認為是攻克“執行難"的最后手段。[4]
既然司法機關要求嚴打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的犯罪行為，但卻又設立相對嚴格的立案條件，在立案環節簡單認定被告人“下落不明”進而決定不予受理，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而得不到應有的法律制裁，這顯然是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因本人代理的被告人涉嫌“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一案，一審法院以被告人未簽收法院文件進而裁定不予受理，現已提起上訴。在與二審法院的法官交流中得知，這是目前刑事自訴案件普遍的尷尬局面。即使指令下級法院審理，若始終未能發現被告人的行蹤，一審法院也無法開庭審理，進而對被告人定罪量刑。
結語法律規定在整個刑事自訴過程中，被告人應當始終處于“可以被聯系”的狀態，這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刑事訴訟需要保證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利，人民法院生效判決的刑罰也需要最終被切實執行。但自訴人的合法權益因他人的犯罪行為而受到侵害，向司法部門尋求幫助時，出于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嚴懲犯罪的角度，或者出于保護受害者的目的，人民法院對待被害人提起的自訴，以被告人“下落不明”不予受理應當慎之又慎，避免助長逃避就能免除刑事責任的社會風氣。根據案件的情況，法院應對給予自訴人適當的支持，通過向公安機關發函要求協助調查、出具律師調查令調查取證等法律手段，與自訴人共同完成查找被告人下落的工作，減輕自訴人的訴訟負累是目前制度下可行的方案。
值得慶幸的是，從本人檢索的司法案例以及本人代理的案件來看，廣東法院面對“下落不明”的被告，沒有簡單不予受理了事，積極查找了被告，做出了不一樣的努力！希望后續公檢法系統能在制度上對查找被告下落做出合理安排和分工。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參考文獻：1．于一飛《論我國民事訴訟中公告送達制度的完善》【D】.廈門大學，2019；
2.吳小帥《析我國社會轉型期刑事自訴圈的影響因素與劃定原則》，《東岳論叢》，2015年第二期;
3.陳興良《刑事訴訟中的公訴人》，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187頁;
4.袁夢龍《拒執罪刑事自訴能夠有效保障申請執行人權益嗎——基于廣東省244份判決、裁定的實證分析》，《探索與實證》。
